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櫛風沐雨七十載 浙江農村勞動力轉移取得巨大成就

時間:2019-10-17

新中國成立70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農村富余勞動力從土地轉移出來,促進了二、三產業的發展,推進了城鎮化進程,農民工完成了從身份漂移到市民定位的轉換過程。浙江人地矛盾突出,農村富余勞動力多,市場取向的改革起步早,民營經濟發達,勞動密集型的二、三產業比重大,使浙江最早成為全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大省。2018年,浙江農民工總量達1367萬人,農村勞動力轉移取得巨大成就,農民工群體已經成為浙江經濟持續、健康、穩定、快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一、浙江農村勞動力70年轉移軌跡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浙江農村勞動力實現了從農村向城鎮的大規模轉移,尤其是改革開放后,轉移速度加快、規模加大、效果最為明顯。農村勞動力通過不同方式實現就業轉移,職業身份也經歷了從拾遺補缺做臨時工,到城市打工者,再到成為現代產業工人,最終完成市民化的身份轉變。綜觀1949-2018年,浙江農村勞動力轉移取得巨大成就,具有明顯的周期性,大體可分為6個階段。

(一)   政策限制階段(1949-1977年)。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保證重工業和城市的優先發展,我國建立了以戶籍制度為基礎、計劃經濟為手段的城鄉二元社會體制,農村勞動力被限制在農村,只能從事農業勞動。

(二)逐步放寬階段(1978-1983年)。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一方面,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農村勞動力出現剩余;另一方面,國家開始逐步放寬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政策限制。這一階段政府對于農村勞動力資源配置方面的基本態度是鼓勵勞動力在農村內部流動,但農村勞動力在農村與城鎮之間的流動仍受到嚴格的限制。為此,浙江農村勞動力主要仍在土地上“精耕細作”,轉移出去的也大多在當地社辦企業就業,或者趁著農閑時進城尋找一些臨時性的工作,極少量的“五匠”等手工藝者逐步邁出家門。1978-1983年,浙江農村勞動力在社辦企業就業的占比從4.3%上升至6.4%,外出就業占比從不足1%上升至1.8%,“五匠”人員占比從不足3%上升至4.9%,浙江農村勞動力出現從農業單一經營向多種經營轉移。

(三)松動活躍階段(1984-1992年)。

1984-1992年,浙江農村經濟取得了巨大的發展,鄉鎮企業崛起成為農村經濟的支柱,農村就業結構由原來的較為單一走向多元化。1984年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入小城鎮政策出臺,為農民跨區域流動創造了條件。1985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其中第九條指出,要進一步擴大城鄉經濟交往,要在各級政府統一管理下,允許農民進城開店設坊,興辦服務業,提供各種勞務,城市要在用地和服務設施方面提供便利條件。盡管措辭比較謹慎,但相比之前嚴格限制的態度,這一文件傳遞了積極的信號,是國家關于農村勞動力流動政策變動的一個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文件。也正是從1985年開始,農村外出勞動力作為統計指標正式納入統計體系。至1992年,浙江農村二三產業勞動力約716萬人,比1984年增加351萬人,增長96.2%,占農村全部勞動力的比重由20.4%提高到34.7%,提高了14.3個百分點。浙江農村勞動力進入高速轉移的“黃金時期”。

(四)緊縮趨緩階段(1993-2002年)。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和黨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但是隨后,國家全面開展對國有企業的改革和鄉鎮企業的改制,關停了一批經濟效益差、資源浪費大、難以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生存的企業,一些城市為了安排城市失業、下崗職工,隨之出臺了限制農民工就業的行業和工種,因而出現了對勞動力需求減弱的勢頭。這一階段,農民工不能與城市工人同工同酬,隨時面臨返鄉風險,僅僅是城市打工者。轉移速度較前一時期放緩,2002年當年新轉移到二、三產業的勞動力比重為2.8%,比1993年新轉移到二、三產業的勞動力比重下降5.7個百分點,浙江農村勞動力轉移進入了相對低迷的階段。

(五)規范推進階段(2003-2009年)。

2003年到2009年,國家農村勞動力就業政策發生了積極的變化,開始逐步推行城鄉統籌就業的政策,正式從制度層面對農民的流動就業以及其在非農領域就業的權益進行保護。2003年中央下發的《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改善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環境,農村富余勞動力在城鄉之間雙向流動就業,是增加農民收入和推進城鎮化的重要途徑”。2004年至2009年連續6年,中央一號文件都進一步明確強調“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公平就業”,明確指出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高度重視三農問題,通過一系列措施來切實保障農民及農民工的各項權益:一是改革戶籍制度,率先在浙江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統一登記為浙江居民戶口;二是完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確保農民工在用工荒時回到農村進退自如”;三是完善相關生活、教育等配套,使進城農民工住有所居,同時保障他們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社會服務。這一時期,浙江農村勞動力流動加快,特別是呈現向城鎮快速流動的跡象,城鎮從業人員大量增加,從2003年的750萬人,增加到2009年的1585萬人,增長2.1倍,年均增加13.3%。

(六)量穩提質階段(2010-2018年)。

2010年以來,國家對于農民工就業政策持續穩定向好,農民工從事非農務工收入不斷增長,城鄉差距不斷縮小,勞動力城鄉雙向流動增加。這一階段,農村勞動力或外出或返鄉,往往是權衡經濟利益和考量社會成本后的選擇,總體邁入理性轉移的穩定階段。據浙江調查總隊開展的農民工監測調查顯示,2013年浙江省農民工總量1313萬人,2014年增加到1335萬人,2015年農村勞動力本土化就業趨勢有所顯現,農民工總量降至1329萬人。隨著浙江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步伐加快,對勞動力需求呈現縮量提質的趨向,農民工數量保持穩定,2018年浙江農民工數量1367萬人,與2013年相比年均增加1.0%。

1 2013-2018年浙江省農民工總量

年份

農民工總量(萬人)

同比增幅(%

2013

1313

-

2014

1335

 1.7

2015

1329

-0.4

2016

1421

 6.9

2017

1387

-2.4

2018

1367

-1.4

 

二、70年來浙江農村勞動力轉移特點與成效

(一)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城市化成效明顯。

在浙江加快城鎮化的進程中,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發揮了巨大的促進作用。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的30年,戶籍制度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將農村剩余勞動力全部禁錮在農村,制約了城市化的發展進程,導致浙江城市化整體水平低下,發展進程緩慢。1978年,城市化率為14.5%,僅比1949年的11.8%提高2.7個百分點,年均提高0.09個百分點。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出現大量剩余勞動力,國家也逐步放寬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政策限制,浙江最早成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大省,城市化水平顯著提高。2018年城市化率達到68.9%,比1949年提高57.1百分點,比1978年提高54.4個百分點,年均分別提高0.831.36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浙江 城市化發展走在全國前列 ,2018年,浙江城市化率比全國平均水平(59.6%)高9.3個百分點。

(二)二、三產業快速發展,收入水平不斷提升。

農村剩余勞動力為二三產業提供了大量相對廉價的勞動力,促進了二、三產業的發展。全省工業增加值從1952年的2.3億元、1978年的47億元增至2018年的20500億元,1979-2018年,全部工業增加值按可比價計算年均增長14.1%;服務業增加值從1952年的5.47億元、1978年的23.1億元增至2018年的30724億元,1953-2018年年均增長9.9%,1979-2018年年均增長12.9%。二三產業的發展,極大拓展了農村勞動力的收入來源,促進了農村居民非農收入的提高。1984年,浙江農村居民務工所得的工資性收入人均71.6元,占全部收入比重16.0%;從事家庭經營二三產業收入人均45.5元,占全部收入比重10.2%;兩者合計非農收入117.1元,占比26.2%。而2018年農村居民這兩項收入合計20722元,占比達到75.9%。

(三)文化程度不斷提高,人力資本價值增速較快。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村轉移勞動力的文化程度也逐年提高。1992年農村轉移勞動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勞動力占比49.9%, 到2018年,該比例達到77.5%。1994-1998年當年農村轉移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別是8.2年、8.3年、8.6年、8.8年、9.1年。文化水平的提高,也帶來轉移勞動力人力資本價值的提升。從反映農村轉移勞動力價值的非農收入看,1992年人均非農年收入約為1184元,而2018年人均非農年收入約為55733元,增加了47.1倍,年均增加15.9%,增速快于同期農村居民總體收入的增長。與此同時,2018年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年均收入約為8593元,農村轉移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價值約為同期農業勞動力的6.5倍。

(四)省內流動為主,大中城市偏好顯著。

1993年,農村轉移勞動力90.4%在省內就業;1998年,轉移的農村勞動力81.4%在省內就業,省外就業比重有所增加,流動范圍逐漸擴大;2018年,省內就業比重又回升至91.5%。表明省內流動一直是浙江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方向,但在不同發展階段呈現起伏變化。從流向上看,發達的大中城市對農村勞動力更有吸引力。2018年,近三成農民工在省會城市、直轄市、地市級等大中城市就業,農民工成為城市建設的生力軍。

(五)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農村居民增收優勢明顯。

2018年,浙江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04:1,比上年縮小0.018,自2013年以來已連續6年呈現不斷下降態勢;比全國平均水平(2.685)低0.649,成為全國各省區差距最小的省份。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和實際增速均快于城鎮1.0個百分點,增速差距分別比2017年提升了0.40.3個百分點,相比2016年更是提升了0.90.7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收入增速差距連續兩年有所擴大,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優勢更為明顯。

三、農村勞動力優化轉移的浙江經驗

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之年。浙江是習近平總書記三農思想的重要實踐地,“三農”問題的本質是農民問題。作為農民工大省,浙江一直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徹新發展理念,圍繞加快農民工市民化,促進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協調發展,完善政府管理與服務,維護農民工勞動保障權益,促進農民工社會融合,努力提升農民工市民化質量和水平,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做出積極貢獻。

(一)構建城鄉一體化發展新格局。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并決定深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鄉村振興是新型城鎮化的基本動力,新型城鎮化為鄉村振興創造條件。浙江作為兩山理論發源地和改革開放先行地,在全國范圍內首開城鄉一體化戰略實施先河,積極構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的城鄉一體化發展新格局。構建和諧的城鄉關系,保障了農村轉移人口遷移和“進城返鄉”的主觀能動性和自主選擇權,提高了遷移人口的效用水平,促進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協調發展。

(二)提升政府公共服務水平。

構建以社區為載體的農民工服務管理平臺,以農民工需求為導向,完善以社區服務站為主體的社區綜合服務管理平臺,將農民工服務管理納入其中。根據實際工作情況制定相應的標準,相關部門按照這一標準執行,建立從頭至尾的完整轉移流程,強化部門間的協調協作機制。2016年,浙江正式啟動最多跑一次改革,較好提升了政府便民服務、商事登記和企業投資審批項目等的辦事效率,降低了市民、企業的辦事成本,成為吸引外來人口來浙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維護農民工權益保障。

一是以“浙江無欠薪”行動為抓手,各級政府部門高度重視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完善工作機制,創新工作舉措,在加強預警防范和依法治理上取得明顯成效,使“勞者有其得”,營造良好務工環境;二是關注務工者住房需求,興建一批安心公寓,使工者有其居;三是在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入學問題上,實行同城待遇,使幼有所長。

(四)提高農村轉移勞動力綜合素質。

一是充分發揮主體責任,穩步推進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工作,促進農民工隊伍技能素質全面提升。二是圍繞尊重農民工、關心農民工的主題,采取社區居民喜聞樂見的形式,組織開展形式多樣的宣傳教育和交流培訓活動,豐富社區文化生活,增進農民工對所在社區的認識,加快他們對城市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適應和融入,使力者有其樂。 三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新發展理念,切實提高農民工民主政治的參與程度和應有的社會政治地位。將素質比較高的農民工引導其有序參與社會治理,使優者有其榮、工者有其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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